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纪录片 | 《我在家中渐渐消失》亚洲首映

所谓的爹 你想想吧 2022-01-02

本月4日开始的北京国际短片联展里,有一部片子要非常隆重地推荐一下。没有别的原因,只是因为她十多年的好朋友。这个公众号,在最初的《千人影像》计划之后,有很长一段时间的搁浅期,除了采访过她几次,也陆陆续续靠着一些短故事续命,其中她贡献了100个,我拍照片她写故事的《失眠系列》,疫情爆发后约她设计了新的故事系列《后疫》,但更新实在太慢了。不过她本人承诺会更快一些。

 

不过这些都不重要了,在国外晃晃荡荡了十多年,她在三十岁这年终于出了部短片获得了国际认可,IDFA Special Mention阿姆斯特丹xxxx奖,必须支持一下。我们对北京国际短片展的官方叙述都不感兴趣,于是我决定写个自己的版本,讲一下这个我认识了十年的浪人,到底是个怎么样的导演。



《我在家中渐渐消失》

12月13日 13:00

北京歌德学院




关于她的故事,本公号曾经做过两次。


她叫李蔚然,英文名Viv,是我2009年认识的朋友。那年我们都上大二,她在北语我在传媒。嫌学校没劲,我们在社会上找兼职,后来在一个在北京挺有名的少儿英语机构相遇,给幼儿园和低龄小学生讲英语故事。我俩是唯二应聘到高级班的大二学生,每周都要给小朋友上6节课,累得不行。那年我刚20岁,学校课业虽然不重,但还有学生会工作,这进入社会的第一份工作不仅要面对一群常常有惊人举动的小鬼,还要面对他们三四十岁甚至五六十岁的家长。这些家长在开学的时候,往往都是从上到下瞟你一眼,然后把孩子不放心地交到班级里,好像是说“就你?”。每年我们都给这群大人老人开两次家长会,真是挺紧张的。刚上班的那俩月,我们经常是抱团在赛百味吐槽度过不多的闲暇时间。合同签的是一年,违约金好像是罚5000块钱,谁都信誓旦旦地说要完成这个一年合同。


但好景不长,如果没记错,李蔚然在第一学期没结束就想中途跳票。她觉得太累了,备课累,搞人际关系累,面对家长质询累。在这样的压力下,她决定“退出”。第一学期结束后辞职,自然也交了罚款。



再后来她决定出国,北语退学出国。在那个时候,出国的人是不少,但大多是本科毕业后镀金去的,本科出去读的本就不多,国内本科退学再出去的就更少了。已经记不太清她为什么要出去了,好像是因为60年大庆愿意去天安门走队被学校记过,听着挺荒唐的,但反正最终去了英国曼城读戏剧。这是认识她后我印象里的第二次“退出”。但无论如何,她就这么开启了她的异国流浪生涯。


大学后两年,我们偶有联系,那会儿还是电脑Skype视频。除了她在欧洲和南美定居的轶事,我记得最清楚的总是她奇葩的“情感”轶事。无论是在北欧的大出血,还是在南美的蓝血毒枭,又或者是醉后毫无感觉的日本高中生,在别人还在国内玩儿校园恋情,智能手机都还没普及的那个时候,这些事情对我和我周围的人来说真的是太遥远了。


2014年,时隔五年她从国外回来。我们吃了顿晚饭,在街边一家便宜的小烧烤店。她绑了个头巾,略显嬉皮的打扮看着有点陌生。当我找到下图这张照片发给她的时候,她说,“我勒个去,我还记得你见我第一句话就是‘我以为你得白血病了’。”



欧洲留学完后,她又在南美驻扎了两年,随后就定居菲律宾。当时的男朋友是玩儿音乐的,吉他兼主唱,据说在当地的地位相当于Green Day在美国。当然,我记得的最清楚的,还是她后来说他男朋友的鸡鸡和她的手腕儿一样粗,说着她伸出了她那个和我一样粗的胳膊比了比。我说,这是驴吧。她说是“啊是啊,哈哈”。不过,没过多久他们就分手了。我记得她分手回国之后我们约了一个赞助商谈艺术项目合作,都快迟到了她还没到,然后我突然接到她一个电话,叫我到门口接她。我出门之后她在门口抱着我哭了整整五分钟,什么话也没说。接着擦干眼泪,进去谈事了。这好像是我俩唯一一次拥抱。再浪的人,可能也会被情所困吧。(本段由李蔚然导演本人亲自订正,纯正的导演编辑版。)


李蔚然有一个导演梦。无论是在英国,还是在菲律宾,又或者是在中国,虽然作为工作人员总参与一些大大小小的别人的项目,看上去生活还挺丰富的,但她还总是想做点自己的作品,写点自己的剧本。我们偶尔通话或者见面的时候她都会兴奋地把自己的剧本拿给我看,或者又有了个什么新奇的想法,约我一起拍摄。但相比这一个“梦想”,在我看来,她似乎更适合做一个游荡的野人,一个不用去定下来生活的野人。


前年,李蔚然在国内呆了段时间后,我以为她会在北京安定下来。结果不知道为什么又决定再次离开,这是又一次她的重大“退出”选择。在北京各种令人不悦的政策出台后,她把镜头瞄准了城市建设,也因此成功申请到了欧洲学习纪录片。去年底她回国,一方面借圣诞探望亲戚,另一方面拍摄自己的作品。这回,镜头调转了方向,对准了自己。


关于这部片子的形式我有些不是特别理解,当一个纪录片导演把镜头对准自己的时候,到底有多少成分是演绎,有多少成分是虚构,有多少成分是真实的,这都是值得讨论的。她告诉我,这种方式目前在欧洲很流行,纪录本身即兴真实原则在被打破,还原真实和故事叙述成为重要创作手段。片子里有一组镜头是在我家,还有一组镜头是我帮她拍的,都不是完全真实纪录,有不少“重新演绎真实”的桥段。


去年12月31日,在我家,我们重新纪录下午在外面的对话。截图来自正片。


去年12月31日,帮李蔚然拍摄天安门的镜头桥段。该片段后用作海报。


去年12月31日,在路口架摄像机拍摄繁荣的北京。


绕着地球跑了几个半圈后,李蔚然身上的印记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她有很多国外的思想和生活习惯,甚至在语言上,英文偶尔也会更直觉的反馈在嘴边,中文却找不到合适的词汇。她以前老谴责英文挂在嘴边的人很装,到了真自己说不上普通话的时候她也会懊恼。回到北京,她时常感受到自己的格格不入。在自由主义的世界待了这么久,面对日益收紧的国内政策带来的生活方式,这种压迫感让她觉得无趣;回到家中,除了亲缘的连接外,精神方面似乎很难得到给养;同龄人呢,要么结婚生子工作稳定压根就聊不到一起,要么就是社会中认识的潜在合作伙伴,熟识中国人际关系那套标准也不是她的路数。就带着这一系列的困扰,她在去年底完成了这部短片。


前几个月,得知她在参与欧洲的一众纪录片奖,我没当回事儿。但当得知获得了IDFA的Special Mention的时候,这必须得当回事儿了,毕竟IDFA是业界的扛把子。用李蔚然自己的话说就是:“我也不知道special mention到底是啥,基本就是不好意思,差一点就给你3万块钱了。”


哈哈哈,那就让这些总“差一点”就成功了的状态再多保持几年吧。


李蔚然在欧洲放映期间和在家看直播的观众远程连线


在国外晃了这么久,肯定一直觉得外国好。这一年新冠疫情,欧洲大爆发,感觉怎么样啊?‍

疫情爆发我一直在欧洲,‍最开始在布达佩斯,现在在柏林。基本上最近几个礼拜才开始戒严。每个国家采取的措施都不一样,就好像中国各省单独行动,然后还可以随意走动一样。最开始我很不理解,经常和国外的朋友争执。后来我慢慢发现,每个国家的文化都不一样,看中的事情也不一样。欧洲人看中人身自由,没人可以管你到底去哪;巴基斯坦看中宗教,礼拜绝对不能阻止;美国人看中经济,商业怎么可以停;中国看重什么,我还没想明白。但没有什么可比较的,都差不多。可能疫情控制得好,但是无形中很多其他事情被忽略了。


在国外呆了十年,经历了各种文化洗礼。有没有什么东西是真正留下给你的,成为你不可或缺的生命中的一部分的?

Self reflection,是自我认知?如果说具体一点,可能是自我反思的频率。在北京生活的时候关注的是事儿,身边的好多人,好多吃的,好多物质的满足。现在在国外就是自己一个人,大把的时间都在想自己,琢磨自己。我并不是一个自恋的人,我说的是另一个意思...你能明白吗😄说白了国外给我的就是空间。


家,找到了吗现在?

找到了。家在北京,在朝阳,在我姥姥家的小区。因为几乎我全家人都住在那里。我现在特别想家,特别肯定北京是我家。


家,反正是能够坦然承认你是loser的地方,就是家,再loser也有人管。


老外为什么感兴趣你这个片?

我觉得他们很惊讶中国人的家庭相处方式。我认为我家还挺正常挺普通的一家人,可能也不外乎有一些家庭拥抱啊,说肉麻的话啊。但大部分中国家庭还是很内敛的。不过我在国外放了几场,好多外国人都跟我说,他们也能够体会到我的感受,因为他们要是回家了也是这样的感觉。


欧洲疫情下,“戴上口罩”滑滑板的李蔚然


现在回家应该和去年的状态一样吧,家人不理解自己做什么,不能太多敞开,像外国文化那样拥抱、表达。那怎么就确认这是家了?

因为就算不表达不理解,他们也会支持帮助,我觉得更厉害。你想想,路边的乞丐有个凄惨的故事,你要理解帮助他,你是他的家人么?要是盲目的什么都不理解还一心支持,可能只有家人朋友才能做到。其实外国人也没我们想象的那么通透,他们和家人的关系都特别差,我觉得中国人家庭关系还是世界前三的。


接下来什么计划?

我在做一个长片,有另外一个故事线:讲一个中国大胸女孩的一生,最后发现自己有超能力。从1990年出生到如今,每个时代的改变。


你怎么找钱啊?

欧洲的体制是这样的,几乎没有私人投资,他们的逻辑是我们所有人都交文化税,电影是文化,你们去找政府要钱。所以政府每年都发放基金申请,还算公平,我在申请欧洲的,希望有机会吧。






最后贴一段北京国际短片联展的官方叙述,拍片戳原文:


现年三十岁的李蔚然正在比利时学习艺术,她已经有十年没有回过中国了。趁着圣诞假期,她计划了一次九天的回国之旅,去北京探望她的家人。很快她就发现自己像一个局外者了。奶奶觉得她太瘦了,叔叔想要了解她做什么工作谋生的,和前男友的见面还带回了伤心的情感。甚至从政治讨论中便能展现一个巨大的信息鸿沟。


导演展示了失去人的根这一痛苦的过程,即便影片中包含许多幽默的时刻。简单来说,这部短片描绘一只飞走的鸟暂时回到笼里的不适。当她不在北京时,十分想念它;一旦待太久了又让她十分烦躁。这归结于异乡者的残酷命运。当导演回到她比利时的家中时,这种隔离感才真正完整体现。


李蔚然生于北京,现居柏林。曾经在欧洲,南美洲和东南亚旅居十年。毕业于曼彻斯特大学戏剧本科和欧盟DocNomads纪录片导演学士学位。她的作品在曾在世界各地多个电影节放映,并且常常关注年轻人的自我认知和当代文化归属感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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